韩媒分析，共同调查本部在调查或起诉阶段需要依赖检察机关，因此检方预计将主导现阶段调查。

有媒体披露来自俄罗斯侦查委员会的消息，到达现场的调查委员会专家发现，简易爆炸装置被电工胶带粘在停在居民楼入口处的一辆电动滑板车的把手上，它是通过无线电信号或手机呼叫激活的。那么，是波多利亚克事先不晓得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行动，自己当即打脸，还是另有隐情，比如乌克兰内部出现问题，连总统府也对国家安全机构束手无策？总之，别看俄罗斯的导弹在基辅上空飞啊飞，如今的莫斯科在安保方面也得加强。

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么，波多利亚克如果认为基里洛夫是死于恐怖主义，不妨也可以等待俄方之彻查。再看基里洛夫的身份——生于1970年，于1987年开始在当时的苏联武装部队服役的基里洛夫，于2017年开始担任俄罗斯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三防部队）司令。可在执行层面，各国并不相同。

克罗库斯城音乐厅遭遇恐袭。基里洛夫死于恐袭。

难道乌克兰或者美国有人在莫斯科想杀谁就杀谁？起码在克里姆林宫之外，有不少人有不少手段？还别忘了今年3月22日莫斯科近郊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克罗库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

即将再次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不是要拉拢俄乌谈判、求和吗？那么，乌克兰方面愿不愿意以基里洛夫之死为契机，先与俄方共同调查一下基里洛夫的死因呢？尽管海叔个人认为，这完全属于戏言。朱本欣认为，首先，《未成年人保护法》与《意见》《治安管理处罚法》衔接不畅，根据《意见》，未履行报告义务的法律后果既包括行政责任，又包括刑事责任，但《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提到违反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时，并未包括刑事责任。

显然，强制报告制度还面临着诸多实施困境。至于网友质疑医院涉嫌违反强制报告制度，新泰官方人士对媒体表示，调查肯定会涉及这一块。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本欣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困境与破解之道》中指出，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相关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2854件，而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案件超过1600件。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兰跃军则表示，该制度在实践中会遇到受理部门混杂、报告方式单一且缺乏统一的报告渠道、处置流程混乱烦琐等问题。